作为两个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的邻邦，中印两国在过去很多年因为边界等问题爱恨交加，近期关系刚刚回暖。在大国博弈加剧的时代，如何正确处理双方复杂的对外关系？在全球秩序动荡的当下，中印两国如何发挥积极作用？近期，印度第26任外交秘书（2004-2006）、前印度总理核事务和气候变化特使以及印度驻印度尼西亚、缅甸和尼泊尔大使萨仁山(Shyam Saran)，做客【思想者茶座】，就以上问题与我们坦诚交流。

我们从中印关系的回暖谈起，谈及两国关系历史、2005年以来两国关系由暖变冷的原因，以及当下为什么中印之间以及南方国家都需要团结。作为印度前政治家，萨仁山的一些看法与中方有分歧，不代表观察者网支持该立场，请读者注意甄别。

1月10日，在观察者网·2026答案秀现场，作者与我们深聊当前的中印关系 观察者网

【对话/观察者网 高艳平】

中印关系正常化正在缓慢推进，印度希望这一进程能持续下去

观察者网：我们知道，中印关系正在回暖，天津上合组织中印领导人会晤握手，定位“中印是伙伴而非对手“，意义重大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印关系一直令人担忧，边界冲突，民间敌意，中国软件应用大量被禁等等，这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您亲历了中印关系数十年变迁，也曾代表印度与中国举行战略对话。回顾往昔，您认为哪些时刻或事件对塑造当今中印关系具有转折性意义？

萨仁山：这段历史非常悠久，因此很难完整讲述印中关系的全部故事。但我想说，在印度为摆脱殖民统治进行艰苦卓绝的自由斗争时，中国也正在进行解放战争。1947年，印度获得独立。1949年，解放后的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在中国解放斗争和印度自由斗争期间，两国人民实际上相互抱有深厚的同情与支持。因此，在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印度也成为共和国之后，两国关系实际上有了一个非常良好、积极的开始——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。

此后，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，印度发挥了作用；在解决越南冲突时，印度也扮演了角色。那段时期印中两国实际上合作非常紧密。那时人们都说“印中人民是兄弟“。

这个积极的双边关系一直持续到1959年。1959年，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幸的事件：西藏出现了动荡，这在中国引起了非常负面的情绪，尽管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些边境摩擦。但1959年事件之后，边界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性质。它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局部的冲突，而是被解读为印度试图颠覆中国在西藏的统治，因此两国关系从1959年开始走下坡路。

如您所知，我们在1962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幸的边境冲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印关系在当时完全冻结了。直到1973年，那是在时隔14年后，我们两国才重新恢复了大使级关系。我国大使首次重返北京时，我就在北京。那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时刻。

从那时起，中印关系开始逐步改善。我认为在这段特定时期，并不存在非常强烈的相互猜疑或不信任。双方同意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，于是我们在1980年启动了两国的边界谈判。

总的来说，印中关系的轨迹大体上是向上的。在1988年，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·甘地访问了北京，会见了你们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。非常有趣的是，邓小平对印度总理说，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；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，是要等到中国、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，才算到来。之前（1982年），他还说过， 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，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，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，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认为，印度和中国需要再次携手，才有希望和未来；中印两国应当共同为亚洲复兴做出贡献。

那个阶段是中印关系的积极改善时期：经济关系在改善，政治关系也在改善。双方有很多代表团互访。当时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持边境和平与安宁的措施。在解决印中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和规范达成一致时，我本人正担任印度外交秘书。

中印关系又一个高潮出现在2005年4月左右，双方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。两国领导人同意，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两国认为，印中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，具有了全球意义。为什么？作为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大国，如果印度和中国携手合作，那么我们就能在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构和塑造未来规则（例如气候变化或多边贸易等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。

如果印度和中国想在世界上扮演这样的角色，不仅为了自身利益，也为了更广泛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利益，两国就必须尽快解决边界问题。这是2005年两国的共同愿望。但遗憾的是，2005年之后，我们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进展，尽管我们也维持了一段时间边境的和平与安宁。

过去十多年，中印两国在两位新领导人的领导下，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。但正如您所知，尽管两国关系取得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，2020年边界问题再次成为主要的刺激因素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仍在努力克服当时两国军队不幸冲突遗留的问题。

如今已过去近五年了。开头您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在天津的会晤，但实际上中印两国关系改善始于前一年，即2024年的喀山会晤。那是五年来他们首次举行双边会晤，天津是他们的第二次会晤。自那时起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缓慢推进，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持续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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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印关系回暖是两国努力的结果，与第三国无关

观察者网：我们也有同样的期待。但是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，两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关系恶化除了边境冲突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，比如美国制衡中国的因素？您知道的，印度、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常被解读为“制衡中国”，或者是受西方所谓“中国威胁论“影响？

萨仁山：要知道，印度和中国都是大国。养一头大象当宠物可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，从本质上看，我们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附庸。

印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如您所知，它曾是一个不结盟国家。在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的时期，印度表示，我们不会与某一国结盟。后来我们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，这就是不结盟政策。

那时的印度比现在要弱小得多。今天的印度拥有了更强的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。为什么它现在反而要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附属盟友或附庸呢？印度一贯遵循我们称之为“战略自主”的政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。我们确实与美国等许多国家保持着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些关系有助于印度的发展、有助于印度的转型，那就是一件好事。

毕竟，在某个时期，中美关系也非常紧密。这在吸引投资、引进技术方面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发展。印度今天与美国所做的一切并无不同。我认为，中国不应透过与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关系的棱镜来看待中印关系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
中印关系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，有其自身的演变逻辑。因此，评判中印关系应当基于这种内在逻辑，而非考虑其是否与美国、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相关。当然，我们与各国都保持着密切合作。但如果认为这些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第三国的，那恐怕是误解。

观察者网：在与巴基斯坦的专家交流时，谈及巴基斯坦境内“一带一路”项目遇袭或印巴紧张局势等问题时，话题时常会谈到印度对美国的倾斜。甚至有人认为，去年中印关系缓和是印度对特朗普政府大幅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。能否请您坦诚谈谈：长期而言，美国的外交政策，特别是其对华政策，对印度自身的对华策略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？

萨仁山：正如我此前提到的，在印度与美国的利益重合或一致的领域，我们自然会开展合作；而当我们的利益不一致、不相符时，我们就无法携手合作。即便是现在，各位也看到印度是特朗普关税战的主要目标之一。如果印度真是如此亲密的盟友，我不认为美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。印度有自己的尊严，也有自己独立的立场，这一点我已经强调过。

与美国合作的某些领域确实对我们有益，特别是在发展目标方面，因为我们仍处于需要资金和先进技术来推动自身发展的阶段。而美国及西方国家总体上仍是资本和技术知识的重要来源。因此，基于印度当前的发展阶段，与这些伙伴合作是合乎情理的。这不应被过度解读。

至于巴基斯坦，情况则有所不同。长期以来，印度一直是巴基斯坦跨境恐怖主义的受害方。中国也清楚，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正是源于某些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。这些组织曾被提上联合国恐怖主义名单，但有时中国因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而有所保留，未予支持。对我们而言，来自巴基斯坦的挑战确实主要源于恐怖活动。尽管印度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，试图改善关系、建立更积极的建设性互动，但迄今为止恐怕尚未成功。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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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我们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说法不应过于认真，比如他如何介入并试图结束印巴两国的冲突。这实际上是通过双方自身的对话达成的。我们不需要第三方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。

你提到中国正与巴基斯坦推进“一带一路” 倡议。如果巴中双方认为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但我们的反对立场始终明确：该项目穿越了印巴存在争议的地区。印度主张对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拥有主权，而中巴经济走廊正经过该区域。因此我们曾提醒中国，在印度视为本国领土的区域推进项目存在敏感性。若能相互顾及这种敏感性，或许对各方都有助益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
观察者网：我知道印度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，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？

萨仁山：主要有两点。首先，尽管印中关系存在一些紧张，但两国毕竟曾紧密合作，共同建立了另一个多边机构—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亚投行）。

其次，印度和中国还合作设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，该行总部实际设在上海。我们既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，也是新开发银行的第二大股东。如果我们与中国在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机构方面存在合作问题，就不会有这些成果。

那为什么印度对“一带一路”持保留态度呢？第一点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是巴基斯坦因素。第二点，与亚投行或金砖新开发银行不同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前，印度和中国从未就此进行过事先磋商或讨论——例如它将如何架构、如何融资、项目如何评估等。

这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过程截然不同，因为后两者都经过印中之间非常密集的磋商与讨论，以确保银行架构能惠及两国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。如果中国希望印度成为合作伙伴，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像成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时那样，先与印度共同协商。